器道之間

 

卫灵公篇第十五

15.1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

 

臆读：孔子怀揣克己复礼的梦想，周游列国，希望能够做一回周公。这是一个逻辑错误。

春秋时期，周王朝已经失去了掌管天下的能力，各国陷入纷争状态。此时，对各国的君主来说，让自己的国家生存下去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而生存的唯一途径就是战争，起码是抵御外敌的入侵。光讲礼，就相当于跟流氓讨论道德问题了。卫灵公问陈，应该说是当时国君的心声。可这与孔子的期待视野严重背离，所以他冷冷地回答：我只懂礼，不懂军事。第二天就离开了卫国。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靠逻辑的正确与否来判断问题。自古以来，我们就一直认为，信念的力量能够改变我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所以，我们还是佩服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他的失败一如他的伟大。

 

15.2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臆读：在饿得没办法的时候，你是会去偷去抢，还是会等着饿死。我们喜欢用这种行为来评定一个人的品格。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就像我们经常问：你妈和你媳妇同时掉到了水里而且都不会游泳时，你会怎么做。有的人哑口无言；有的人说先救他妈，然后跟他媳妇一起死。说出的人往往让人觉得矫情，缄默的人往往让人觉得反应迟钝。就这样，在对待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回答的时候，我们也用了不同的标准。

子路显然矛盾了。君子，作为那个时代的典范，难道至于要饿死吗？孔子的回答就是我们所说的标准：君子即使是饿得不行了，也会坚守自己的准则；小人在饿了的时候就会胡作非为了。显然，孔子没有饿死，至于谁给了他吃的，我们不知道。

准则是需要坚守的，这无可置疑。在古代，凡是坚守的人，我们都会给他一个很高的评价，伯夷、叔齐、文天祥，这都被作为是道德的楷模，当然这其中还有那个抱柱而被淹死了的尾生。前者至今还是楷模，至于后者，我们除了要骂一下那个无情的女子之外，恐怕还会轻生地说尾生——活该！

在坚守准则的时候，我们先要问一下，这准则值不值得坚守。

 

15.3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臆读：“孔夫子搬家尽是书（输）。” 如果说西方人辩论上帝是否存在是在锻炼逻辑思维，那么中国人的歇后语就是在锻炼反应能力。不光歇后语，在古代笔记、诗文评、小说、戏曲中，这种脑筋急转弯的东西到处都有，现在仍然不乏这些，像郭德纲的相声、赵本山的小品、康熙来了、天天向上等等。但急智的背后，除了自嘲和嘲笑他人之外，没有更多的东西。

季羡林的去世让我们开始铺天盖地地喟叹大师的离去。最缺什么就最希望得到什么。我们的现代文化缺少大师，那种能够引领一个民族精神的大师。就在这种心理和商业化操作中，媒体树立起了一个又有一个大师。

而什么是大师呢？歌德曾想写一套三卷的威廉·迈斯特小说，最后没有写完，只写出了《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Meisters，就是大师的意思，这三卷本的小说就是要写大师是如何养成的，总名可以叫做大师的成长之路。中国自然也有着大师的标准，就是能够移风易俗、扭转一个时代风气的人，我们才能称之为大师。在近代，可够得上这个标准的是，蔡元培和胡适。两个人学问不是那个时代最好的，但是两个人的思想却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因为他们能够一以贯之。

孔子与子贡对话的背景大概是，子贡在拍孔子马屁，并希望孔子能够传授点他为什么能够那么有学问。孔子说，不是我学得多、记性好，而是我能够一以贯之。黄庭坚在论书法时说：“随人学人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要自成一家，就得有自己的东西，这种东西需要能够贯通自己的所学所行，这就涉及到一个实践的问题。孔子一以贯之的实践是忠和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做学问也是如此，皓首穷经的人，不一定能够对学问的发展有什么影响。这是一个方法问题。

 

15.4子曰：“由，知德者鲜矣。”

 

臆读：高山流水觅知音，因为有知音才不孤独。孔子这时候，孤独得很。

 

15.5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臆读：这是一个善治问题。

古代的学问最终都是政治的学问。为万世开太平，这是每一个士的抱负。孔子是第一个士。这句话中，他显然对舜推崇到了极致，认为舜只是庄严端正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而已。看似简单，却是一种理想。这不仅要求一个领导人要有极强的吸引力，是卡里斯玛（Christmas)型的人物，还要求人民要有足够的觉悟。

同时，这也反映了孔子的政治哲学观念——大同。在他看来，只要上梁正了，下梁就不会歪。这种理念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却不具有实际的可行性。在尚未实现大同的时代，政治应该如何操作，显然不是孔子要考虑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批判家。他的理想为我们指明了一个光明的前景。

这一政治理念的根基在于人之初、性本善。有了这个基础，推理自然就简单了。但看惯了纷争的荀子却不这么看，他一反儒家的根本，提出了性恶论，并造就了韩非这个看来没有地位，却影响中国几千年政治行为的法家集大成者。

如今，政治哲学又一次勃兴。这一回，学者们学聪明了，他们要通过制度的健全和教育的培养来构建一个和谐社会。

 

15.6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

 

臆读：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是特殊时代，中国人推崇理科的一句格言。如今，在经济建设已经成效初显的时代，推崇人文治国的风气又开始了。

古代人注重天文，并且将天文与人们的日常行为联系在一起。某日，忌什么，宜什么等等。子张或许今天要出差，就问孔子，怎么才能顺利呢。孔子没有翻日书，告诉了他一个诀窍，就是“言忠信，行敬笃”。从这句话中，第一可以看出，孔子是不迷信的；第二可以看出孔子的行为哲学，就是待人以诚；第三可以看出孔子教学生是循序渐进的，要求子张要把这句话，时时刻刻放在眼前记下，站着的时候就要放在前面，坐车的时候就要写在横木上。子张是一个好学生，他写在了垂下的腰带上。

 

15.7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臆读：史鱼是做臣子的标准，蘧伯玉是做人的标准。两个人都是卫国的大夫。史鱼多次向卫国君主举荐蘧伯玉是个有才能的人（贤者），但卫国君主不理他，没有重用蘧伯玉，相反有个弥子瑕的人没什么才能，却尸位素餐。史鱼快死的时候，就跟儿子说：“为人臣生不能进贤而退不肖，死不当治丧正堂，殡我于室足矣。”卫国君主知道到，就问史鱼的儿子为什么不以礼出殡。史鱼的儿子就告诉了君主是怎么个情况。卫国君主还算贤明，从此就起用了蘧伯玉。史鱼，这是尸谏，不过不是自杀。

孔子对史鱼是直，因为他能够坚守一个做臣子的准则。而对蘧伯玉评价则是君子。君子是道德的楷模。蘧伯玉没被起用的时候，安安心心的做一个有标准的人，卷而怀子，自己珍藏；起用之后就好好做一个臣子。用行舍藏，都不失自己的做人原则。这是孔子欣赏他的地方。

在《论语正义》中，注释引用了《韩诗外传》有关史鱼和蘧伯玉的故事，说到了出殡。生和死在我们的文化中都是天大的事。出生的时候，要有诸多的礼仪。记得小时候，总是年纪的妇女来做司仪，在出生多少天后，给小孩做一些仪式，比如剪发、挤奶壶等等，都是要很多人参与的。司仪一五一十的，虽然没有多少知识，但很是庄重。

出殡也是如此，除了要给死人做诸多仪式之外，还有种种规矩，牌位怎么写、停尸如何放、守丧怎么守、祭拜如何行答。排位的写法很讲究，以妇女而言，要按丈夫或儿子的官品来写，三品以上的是写夫人某某之灵位，官品最末或没有官品的写孺人。奶奶去世的时候，牌位上写的是孺人。在一个文化层次不高的乡村，至今还遵守着古代的礼仪规范。文化的传承就是这样具有生命力。

 

15.8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臆读：说话是天底下最难的事了。韩非曾作《说难》，开篇就讲“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一个人能不能说到对方的心坎里，这有个心理揣度功夫。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言者有意，听者无心。这都是没说到点子上。

韩非是站在说话的立场上来论说话，孔子则是站在自我的立场上来论说话。对方值不值得你跟他说，这是首要的问题。聪明人的做法就是孔子说的，值得说的人就对他讲，不值得说的人就保持沉默。这首先是一种自尊。

《中论·贵言篇》中说：“君子必贵其言。贵其言则尊其身，尊其身则重其道，重其道所以立其教；言费则身贱，身贱则道轻，道轻则教废，故君子非其人则弗与之言。”这样退下来，说话不仅仅是一种自尊了，而是关系到道、教的立废了。

言为心声，还要找准对象，不然会犯大错误。

 

15.9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臆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裴多菲的这首诗，是革命的浪漫主义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同样孔子所说的杀身成仁，也是个价值观的问题。

巴金说，人不能光为吃米活着。自古以来，人都不是仅仅为了生存，在生存中都为寻求一种信念，这可以名之为生之意志。在哲学范围内，这是个道德哲学问题，是应当如何生活的问题。

从社会层面讲，不禁又想起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一段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它给予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已把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斗争。”这属于社会道德的建设。

从个人层面讲，应当过一种怎样的生活，这是每个人都在考虑的。苏格拉底说，一种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当下，我们的生活平稳，却更多了内心的不安：娱乐狂欢后的心灵空虚，执着追求中的苦闷不解。困扰人心的永远的都不是现实问题，而是现实与理想的差距。

最好玩的是《论语正义》中所引的焦循的解释。他说杀身成仁的例子很多，比干剖心，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但成仁不一定要被杀或自决，还有鞠躬尽瘁，舜勤劳而野死，禹治水而身伤，这都是为民而仁。当然还有曲线成仁的管仲。前者是杀身成仁，后者是求生成仁。最后他总结说：“非谓仁必死也，非谓死则仁也”，关键要看自己的所作所为合不合仁的标准。

古人始终懂得礼与权的辩证法。

      现代社会充满着多样和新奇。生活于其中，每时每刻都让人感觉到因不同而带来的刺激。由于感觉到的不同实在多变和多样，以致我们忘记了感觉到了什么，只记得那刺激的瞬间。兴奋也罢、悲伤也罢，都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所剩下的恐怕还是西美尔所说的“对生命本身的无聊感”。
    上班之后，开始用msn，本来就不会聊天，为了找话，所以见了朋友就直接问——忙么，也有很多人问——忙么。呵呵，忙么！《十全九美》中的台词——“这个社会大家都说忙，我也忙得很。”当忙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或许我们就已经忘了忙是为了什么。这给现代人造成了一种漂泊感。而为了不让这感觉蔓延，现代人才那么富有娱乐精神和时尚情调。繁华的表象衬托着苍白的内里，繁复的形式表达着单调的内容。
    听过一首歌《叶子》，其中有两句歌词——“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流行的曲调唱出了一个时代的精神。

     茨威格，一个伟大的传记大师。这伟大并不在于他拥有多么高超的技巧，也不在于他又多么丰富的知识，而在于他能用自己的人生经验去阐释一个传主的精神世界。

    这篇传记最集中地体现了一代知识分子或者说犹太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因是犹太人而被迫离开纳粹统治的德国而流亡——这样的犹太知识分子在德国比比皆是，从本雅明、阿多诺、霍克海默到茨威格，这些对后世人精神生活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思想家都在那个时代流亡异乡。阿多诺最鲜明地表达了这种流亡对犹太知识分子意味着什么：

    “每一个流亡的知识分子都毫无例外地遭受了打击。如果他不想把这种苦涩教训带进他禁闭的自尊的大门，那么他最好承认这一点。无论他多么善于应付各种劳工组织或交际，他都生活在难以理解的环境里。他不断地处于困惑之中……他的语言被剥夺了，曾经滋养他的知识的历史资源枯竭了。”     ——阿多诺《最低限度的道德——对被损害的生活的反思》

    一种无法找到生命价值坐标的生活怎样度过？阿多诺说：“对流亡者来说，写作是他最好的家园”。只有通过写作，流亡者才能为自己找寻一种生命的价值和精神寄托。本雅明正是这样。在他的著作中，深沉地渴盼着弥赛亚的降临。

    本雅明如此，茨威格也如此。《蒙田》的主题可以概括为对自由的渴望。现实的境遇让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怀疑。被剥夺自由的躯体让灵魂更加渴望自由。他在最后的生命阶段选择了蒙田——这个与他生活在相仿时代中的精神贵族。他试图从蒙田身上找到生存下去的理由，一种摆脱外界束缚的心灵自由。但最后，他还是选择了自决于世界。在遗书中，他这样写道：

    “在我自觉自愿、完全清醒地与人生诀别之前，还有最后一项任务亟需我去履行，那就是衷心感谢这个奇妙的国度——巴西。她如此友善、好客地给我和我的工作以憩息的场所。我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与日俱增。与我操同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亦已自我毁灭，从此以后我更愿意在此地重建我的生活。但是一个年逾六旬的人再度重新开始是需要特殊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却因常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而消耗殆尽。所以，我认为还不如及时不失尊严地结束我的生命为好。对我来说，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最崇高的财富。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愿他们经过这漫漫长夜还能看到旭日东升！而我这个过于性急的人要先他们而去了！”

    这段话几乎是阿多诺的翻版。与阿多诺不同的是，茨威格与本雅明一样都在寻求彼岸的世界。本雅明说：“只是为了毫无希望的缘故，我们才有了希望”。想到这话，总想起鲁迅的话——希望之为虚妄，正与绝望相同。但与鲁迅不同，本雅明并不怀疑希望，而是渴望着希望时刻的到来。他将希望看作是不同于当下生活的理想，这理想诱惑人们去脱离现实世界。正是这种渴望，造成了生存于现实之中的巨大压力。

    茨威格在《蒙田》中极力阐述自由，一种精神的自由，超脱于世界而又能让世界超脱的自由。这种力量的巨大足以安慰一个苦难的心灵，但却不足以支撑他继续活下去。

     任何体验如果未达到极致并终归寂灭，都会重新出现，悲哀总会回归。——《悉达多》第128页。（译者的文字不够简洁，所以没有冲击力）

    《悉达多》是黑塞最美丽的“流浪者之歌”。翻开第一页，你就能闻到这歌声中充满着的印度味道。作者用主人公的一生诠释了追求与幻灭的辩证法。

    作为婆罗门的子弟，悉达多有着良好的教育和帅气的外表。他对佛陀的经典烂熟于心，而且能够说服众人。但正是对经典的熟悉让他走上了一条不安于既定婆罗门贵族的生活道路。他选择了流浪，以寻求经典的奥义。

    从贵族的生活到沙门的苦行再到世俗的生活，在天地之别的生活中，他寻求的同一真理——精神的安宁。最终，主人公修炼成真，在他脸上现出了“超脱于万千生生死死之上的永恒的微笑”。

    主人公的流浪过程即是成长的过程。小说虽然极具东方的哲理色彩，但却仍是秉承着德国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的传统。其结构大概就是中国古话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即从内在塑造到外在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悉达多》是另一部《威廉•迈斯特》或《浮士德》。

    有个小姑娘说，这里的文字太冷清了，所以我想起了告别。至于去哪儿，还没想好。

     社会组织复杂时，所有事业就得“分工”。任何一种工作，必需要锲而不舍的从事多年，才能够有点成就。当行与玩票，造诣分别显然。兼有几种长处，所谓业余嗜好成就胜过本行专业的，自然有人。但这种人到底是少数。特殊天才虽可以超越那个限度，用极少精力，极少时间，作成发明创造的奇迹。然而这种奇迹期之于一般人，无可希望。一般人对于某种专门事业，无具体了解难说创造；无较深认识，决不能产生奇迹。不特严谨的科学是这样，便是看来自由方便的艺术，其实也是这样。

　　多数人若肯承认在艺术上分工的事实，那就好多了。不幸得很，中国多数人大都忽略了这种事实。都以为一事精便百事精。尤其是艺术，社会上许多人到某一时都欢喜附庸风雅，从事艺术。唯其倾心艺术，影响所及，恰好作成艺术进步的障碍，这个人若在社会有地位又有势力，且会招致艺术的堕落。最显著的一例就是写字。

　　写字算不算得是艺术，本来是一个问题。原因是它在人与人间少共通性，在时间上又少固定性。但我们不妨从历史来考察一下，看看写字是不是有艺术价值。就现存最古的甲骨文字看来，可知道当时文字制作者，在点线明朗悦目便于记忆外，已经注重到它个别与群体的装饰美或图案美。到铜器文字，这种努力尤其显然（商器文字如画，周器文字极重组织）。此后大小篆的雄秀，秦权量文字的整肃，汉碑碣的繁复变化，从而节省为章草，整齐成今隶，它那变革原因，虽重在讲求便利，切合实用，然而也就始终有一种造形美的意识存在，因为这种超实用的意识浸润流注，方促进其发展。我们若有了这点认识，就权且承认写字是一种艺术，似乎算不得如何冒失了。

　　写字的艺术价值成为问题，倒恰好是文字被人承认为艺术一部门之时。史称熹平时蔡邕写石经成功，立于太学门外，观看的和摹写的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到晋有王羲之作行草书，更奠定了字体在中国的艺术价值，不过同时也就凝固了文字艺术创造的精神。从此写字重模仿，且渐重作者本人的事功，容易受人为风气所支配，在社会上它的地位与图画、音乐、雕刻比较起来，虽见得更贴近生活，切于应用，令人注意，但与纯艺术也就越远了。

　　到近来因此有人否认字在艺术上的价值，以为它虽有社会地位，却无艺术价值。郑振铎先生是否认它最力的一个人。

　　艺术，是不是还许可它在给人愉快意义上证明它的价值？我们是不是可以为艺术下个简单界说，“艺术，它的作用就是能够给人一种正当无邪的愉快。”艺术的价值自然很多，但据我个人看来，称引一种美丽的字体为艺术，大致是不会十分错误的。

　　字的艺术价值动摇浮泛而无固定性，令人怀疑写字是否艺术，另外有个原因，不在它的本身，却在大多数人对于字的估价方法先有问题。一部分人把它和图画、音乐、雕刻比较，便见得一切艺术都有所谓创造性，唯独写字拘束性大，无创造性可言，并且单独无道德或情感教化启示力量，故轻视它。这种轻视无损于字的地位，自然也无害于字的艺术真价值。轻视它，不注意它，那就罢了。到记日用账目或给什么密友情人写信时，这轻视它的人总依然不肯十分疏忽它，明白一个文件看来顺眼有助于目的的获得。家中的卧房或客厅里，还是愿意挂一副写得极好的对联，或某种字体美丽的拓片，作为墙头上的装饰。轻视字的艺术价值的人，其实不过是对于字的艺术效果要求太多而已。糟的倒是另外一种过分重视它而又莫名其妙的欣赏者。这种人对于字的本身美恶照例毫无理解，正因其无理解，便把字附上另外人事的媒介，间接给他一种价值观。把字当成一种人格的象征，一种权力的符咒；换言之，欣赏它，只为的是崇拜它。前年中国运故宫古物往伦敦展览时，英国委员选画的标准是见有乾隆皇帝题字的都一例带走。中国委员当时以为这种毛子精神十分可笑。

　　其实中国艺术鉴赏者，何尝不是同样可笑。近年来南北美术展览会里，常常可以发现吴佩孚先生画的竹子，冯玉祥先生写的白话诗，注意的人可真不少。假石涛假八大的字画，定价相当的高，还是容易找到买主。几个比较风雅稍明绘事能涂抹两下的朝野要人，把鬻画作画当成副业收入，居然十分可观。凡此种种，就证明“毛子精神”原来在中国更普遍的存在。几年来“艺术”两个字在社会上走了点运，被人常常提起，便正好仰赖到一群艺术欣赏者的糊涂势利精神，那点对于艺术隔膜，批判不苛刻，对于名公巨卿又特别容易油然发生景仰情绪作成的嗜好。山东督办张宗昌虽不识字，某艺术杂志上还刊载过他一笔写成的虎字！多数人这么爱好艺术，无形中自然就奖励到庸俗与平凡。标准越低，充行家也越多。

　　书画并列，尤其是写字，仿佛更容易玩票，无怪乎游山玩水时，每到一处名胜地方，当眼处总碰到一些名人题壁刻石。若无世俗对于这些名人的盲目崇拜，这些人一定羞于题壁刻石，把上好的一堵墙壁一块石头脏毁，来虐待游人的眼目了。

　　所以说，“分工”应当是挽救这种艺术堕落可能办法之一 种。本来人人都有对于业余兴趣选择的自由，艺术玩票实在还值得加以提倡。因为与其要做官的兼营公债买卖，教书的玩麻雀牌，办党的唱京戏，倒还是让他们写写字画点画好些。

　　然而必需认识分工的事实，真的专家行家方有抬头机会，这一门艺术也方有进步希望。这点认识不特当前的名人需要，当前几个名画家同样需要。画家欢喜写美术字，这种字给人视觉上的痛苦，是大家都知道的。又譬如林风眠先生，可说是近代中国画家态度诚实用力勤苦的一个模范，他那有创造性的中国画，虽近于一种试验，成就尚有待于他的努力，至少他的试验我们得承认它是一条可能的新路。不幸他还想把那点创造性转用在题画的文字上，因此一来，一幅好画也弄成不三不四了。记得他那绘画展览时，还有个批评家，特别称赞他题在画上的字，以为一部分用水冲淡，能给人一种新的印象。很显然，这种称赞是荒谬可笑的。林先生所写的字，所用的冲淡方法，都因为他对于写字并不当行。林先生若还有一个诤友，就应当劝他把那些美丽画上的文字尽可能的去掉。

　　话说回来，在中国，一切专业者似乎都有机会抬头，唯独写字，它的希望真渺茫的很！每个认字的人，照例都被动或自动临过几种字帖，刘石庵、邓石如、九成宫、多宝塔、张黑女、董美人……是一串熟习的名字。有人欢喜玩它，谁能说这不是你的当行，不必玩？正因为是一种谁也知道一两手的玩意儿，因此在任何艺术展览会里，我们的眼福就只是看俗书劣书，别无希望了。专家何尝不多，但所谓专家，也不过是会写写字，多学几种帖，能模仿某种名迹的形似那么一 种人吧。欣赏者不懂字，专家也不怎么懂字。必明白字的艺术，应有的限度，折衷古人，综合其长处，方能给人一点新的惊讶，新的启示。欲独辟蹊径，必理解它在点线疏密分布间，如何一来方可以得到一种官感上的愉快，一种从视觉上给人雕塑、图画兼音乐的效果。这种专家当然不多。另一种专家，就是有继往开来的野心，却无继往开来的能力，终日胡乱涂抹，自得其乐，批评鉴赏者不外僚属朋辈以及强充风雅的市侩，各以糊涂而兼阿谀口吻行为赞叹爱好，因此这人便成专家。这种专家在目前情形下，当然越来越多。这种专家一多，结果促成一种风气，便是以庸俗恶劣代替美丽的风气。专家不抬头，倒是“塞翁失马”，不至于使字的艺术十分堕落，专家抬头，也许更要不得了。

　　我们若在这方面还存下一点希望，似乎还有两种办法可以努力，一是把写字重新加以提倡，使它成为一种特殊的艺术，玩票的无由插手；二是索性把它看成一种一般的行业，让各种字体同工匠书记发生密切关系，以至于玩票的不屑于从事此道。如此一来，从装饰言，将来必可以看到许多点线悦目的字，从应用言，也可望多数人都写出一种便利流动的字。

　　这种提倡值得大家关心，因为它若有了点效果，名流的俗字，艺术家的美术字，不至于到处散播，我们的眼目，就不必再忍受这两种虐待了。

　　　　　　　　　　　　　　　　　　　　　　　　　　　　　　一九三七年五月

                                                一、宋四家

　　书画到宋代后，有了极大变化，说坏处是去传统标准日远，说特色是敢自我作古。试用代表这个时代的苏黄米蔡作例，就可知道这几个人的成就，若律以晋唐法度规模，便见得结体用笔无不带点权谲霸气，少端丽庄雅，能奔放而不能蕴藉。就中蔡襄楷书虽努力学古，也并不成功。米书称从兰亭出，去兰亭从容和婉可多远！若遇游山玩水，探胜访奇，兴会来时，攘袖挥毫，摩崖题壁，草草数行，尚有些动人处。函简往还，叙述家常琐事，跋赞法书名画，间或记点小小掌故，也留下些妙墨佳书。至若一本正经的碑志文字，四家实少佳作。苏书《罗池庙碑》，蔡书《荔子谱》，《万安桥记》，都笔不称名。理学大儒，馆阁词臣，元勋武将，词人骚客，也留下许多作品，如朱熹、王安石、司马光、文彦博、韩绛、吴琚、范成大、陆游，大多数可说是字以人传，无多特别精彩处。其中倒还是范成大和陆游较好。即以四大家而论，米称俊爽豪放，苏称妩媚温润，黄号秀挺老成，蔡号独得大王草法；其实则多以巧取势，实学不足，去本日远。即以对于艺术兴趣特别浓厚赏鉴力又极高之徽宗皇帝而言，题跋前人名迹时，来三两行瘦金体书，笔墨秀挺自成一格，还可给人一 种洒落印象。写字一到二十行，就不免因结体少变化而见出俗气，难称佳制。《墨庄漫录》称：海嶎以书学博士召对。上问本朝以书名数人。海嶎各以其人对，曰：“蔡京不得笔，蔡卞得笔而少逸韵。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上复问：“卿书如何？”对曰：“臣书刷字。”

　　倪思评及宋贤书时，也有相似意见。大米虽有痴名，人实不痴，对于自己一笔字，平时倒看得极重。其实论到宋代几个有名书家笔墨长短时，这种应对可谓相当准确，并非完全戏谑。说宋人已不能如虞欧褚颜认真写字，并不为过。

　　宋人虽不长于认真写字，可是后世人作园林别墅匾对，用宋人字体写来，却还不俗气，照例可保留一种潇洒散逸情趣，容易与自然景物相衬。比仿颜柳字体少市侩气，呆仿六朝碑少做作气。就中米苏字体，在卷轴上作一寸以内题识时，笔墨尽管极力求脱俗，结果或者反而难免俗气。若把字体放大到一尺以后，不多不少来个三五字，却雅韵欲流，面目一新。

　　然放大米书容易，放大苏书似不容易。因此能作大字颜黄体的有人，作苏书的不多见。

　　　　　　　　　　　　　　　　　　二、近代笔墨

　　康南海先生喜谈书法，谈及近百年笔墨优劣时，有所抑扬，常举例不示例，不足以证是非。至于南海先生个人用笔结体，虽努力在点画间求苍莽雄奇效果，无如笔不从心，手不逮意，终不免给人一芜杂印象。一生到处题名，写字无数，且最欢喜写“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一联，却始终不及在云南昆明黑龙潭相传为陈抟那十个字来得秀雅奇逸！昔人说，鲜于伯机、康里子山笔下有河朔气。南海先生实代表“广东作风”，启近代“伟人派”一格。反不如梁任公、胡展堂同样是广东人，却能谨守一家法度，不失古人步骤，转而耐看。

　　其实欲明白清代书法优劣，为南海先生议论取证，不如向故都琉璃厂走走，即可从南纸店和古董铺匾额得到满意答复。因为照习惯，这百十家商店的市招，多近两百年国内名流达宦手笔。虽匾额字数不多，难尽各人所长，然在同一限度中却多少可见出一点各自不同的风格或性格。北平商店最有名市招，自然应数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西鹤年堂”一面金字招牌，传为严分宜手书，字体从小欧《道因碑》出，加峻紧险迫，筋骨开张，二百年来还仿佛可从笔画转折间见出执笔者性情。至于琉璃厂匾额，实美不胜收。二十六年最摩登的应数梅兰芳为“伦池斋”写的三个字。乾嘉时代多宰臣执政名公巨卿手笔，刘墉、翁方纲可作代表。咸同之季多儒将手笔，曾左可作代表。晚清多诗人名士手笔，……入民国以后，情形又随政体而变，总统如黎元洪、袁世凯，军阀如吴佩孚、段祺瑞，此外如水竹村人（徐世昌）的大草书，逊清太傅陈宝琛的欧体书，内阁总理熊希龄的山谷体行书，诗人词客议员记者学者名伶如樊增祥、姚茫父、罗瘿公、罗振玉、林长民、邵飘萍等等各有千秋的笔墨，都各据一家屋檐下，俯视过路人，也尽过路人瞻仰。到民八以后，则新社会露头角的名流，与旧社会身分日高的戏剧演员，及在新旧社会之间两不可少的印人画家，如蔡元培、胡适之、梅兰芳、程砚秋、齐白石、寿石工诸人写的大小招牌，又各自补了若干屋檐下空缺。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不仅可以见出近两百年来有象征性的大人物名姓墨迹，还可从执笔的身分地位见出时代风气的变迁。先是名公宰臣的题署，与宏奖风雅大有关系，极为商人所尊重。其次是官爵与艺术分道扬镳，名士未必即是名臣，商人倒乐意用名士作号召。再其次是遗老与军阀，艺员与画家，在商人心中眼中已给予平等重视，这些人本身也必然承认了这个平等观。“民主”二字倒真象快要来到了。再其次是玩古董字画卖文房四宝，已得用新的一群作象征，也可知事实上这个新的一群，在时代新陈代谢中，已成为风雅的支持者了。

　　　　　　　　　　　　　　　　三、市招与社会

　　若说从故都一个小街上的市招字体，可看出中国近百年书法的变，和中国历史文化的新陈代谢及社会风气的转移，那从此外各地都会市招上，也一定可以明白一点东西。凡较热闹的省会，我们一定会感觉到一件事，即新的马路和新的店铺，多用新的市招。虽间或可从药店和糕饼店、南纸店，发现一二旧式匾额，比较上已不多。可知这三样旧社会的商业，或因牌号旧，或因社会需要，在新的都会中尚勉强能存在。但试想想，旧药房已不能不卖阿司匹灵，糕饼店也安上玻璃柜兼售牛奶面包，南纸店更照例得准备洋墨水和练习簿，就可知大都会这些旧牌号，虽存在实勉强存在，过不久恐都得取消了。（最后剩下的将是中医与财神庙的匾额，这是中国人五 十年内少不了的。）虽然新式理发馆或大银行门面，依然常常有个伟人题字点缀，一看也就知道所需要的正如办丧事人家题铭旌，只是题字人的功名，字体好坏实已不再为任何方面注意。

　　不过从执笔方面也可以看出一点代表地方的象征。譬如说，南京多革命要人，市招上题名也大多数是这种要人。民十八以后，南京的旅馆、饭馆以及什么公司，都可发现谭于诸老的墨迹，多少也可象征一点民国权要的气度。山东究竟是文化礼义之邦，济南市面虽日益变新，旧招牌尚多好好保存。较新的牌号，大多数还是一个胶东状元王摝所包办，《醴泉铭》作底子的馆阁体欧书，虽平板些尚不失典型。长沙是个也爱名人也重伟人的地方（未焚烧前），各业匾额便多谭延闿先生争座位颜体大字，和书家杨仲子六朝体榜书，两人秋色平分。杭州是个也有名流也要书家的地方，所以商店中到处可见周承德先生宽博大方的郑文公碑体写在朱红漆金字大匾上。至若西湖沿湖私人别墅园亭，却多国内近三十年名流达官的题署。上海是个商业都会，并且是个五方杂处英雄豪杰活动地方，所以凡用得着署名市招的，就常有上海闻人虞洽卿、王一亭、杜月笙的题字。近代社会要人与闻人关系既相当密切，因之凡闻人的大小企业，却又多要人题字。

　　大凡欢喜写写字，且乐意到一个新地方从当地招牌上认识那地方文化程度或象征人物的，都可能有个相差不多的印象或感想，即招牌字体有越来越不高明趋势。或者因为新式商店门面宽窄无定，或者因为油漆匠技术与所用材料恶劣，居多招牌字体比例就不大与匾额相称，匾额又照例难与门面装饰相调合。至于请求名人动笔的商人呢，似乎已到不明好坏不问好坏情形，只是执笔的官位越大或为人越富于商标性就越好。至于写字的名人伟人呢，若还想把它当成一件事作，好坏之间还有点荣辱感，肯老老实实找个人代笔，还不失为得计。不幸常常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有些人或者还特别欢喜当众挥毫，表示洒脱。不是用写径寸字体的结构方法放大成对径二尺三尺的大字，就是用不知什么东西作成的笔，三 涂五抹而成。真应了火正后人米颠说的，不是“勒”字就是“排”字，不是“描”字就是“刷”字。可是论成就，却与古人成就相去多远！虽说这种连扫带刷的字体，有时倒也和照相馆西药房这些商号本身性质相称，可是这一来，在街上散步时，我们从市招上享受字体愉快的权利，可完全被剥夺了。

　　权利去掉后自然多了一种义务，那就是在任何地方都可碰头的伟人字和美术字。这两者合流，正象征一种新的形成，原来是奠基于“莫名其妙”和“七拼八凑”。从写字看文化，使我们感觉到象上月朱自清先生对于政府十年前迫学生用毛笔的复古担忧为不必要，也为梁思成先生主持北平文整会的修理工作的意见，同意以外觉得茫然。因为党国要人中虽还有个吴稚老，欢喜写写篆字。至于另外一位于右任，本精六 朝书，老年手不得用，写的字就已经象是用大型特制原子笔画成的蔬菜条笔锋了。

　　从写字也可让我们明白，社会在变，字体在变，可是字的存在为人民继续当作一种传达意见情感的工具来运用，至少在中国，总还有个百十年寿命。字本来是让人认识的，如象北伐以后，近二十年来政工人员写的美术字标语，使我觉得即此一事，提出向“传统学习”的口号，也就还有其必要！

　　但是向一个现代从事政工人员说“标语明白简单醒目而有效果，宜于从传统学习”，当然象是完全胡说！因为他正在打倒“传统”，而学的却是有现代性的“美术字”，辩论结果，只会大家头痛。

　　　　　　　　　　　　　　　　　　　　　　　　　　　　　　一九四八年七月

“孤独一点，在你缺少一切的时节，你就会发现，原来还有个你自己。”
                                        ——沈从文《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

    初读沈从文是初中，他的神话小说《龙朱》。不过，那时候还不知道他的大名，读过了也就忘了。再读沈从文是在大学，不过不是他的小说，倒是他的故事。一个从蛮荒之地走出来的风雅文士，一个癞蛤蟆吃到天鹅肉的美丽传说，一个声名鹊起又消逝30多年的名人，一个用一支笔创造旅游胜地的作家。他的传奇远比他的文字更具吸引力，这大概是读沈从文的起因。
    在一个没落的商业之都，寻一个传奇故事去读，是很适合的。不过，粗算下来，所读过的不过是《边城》和几篇散文，仔细读的是黄永玉和汪曾祺的回忆文章。《边城》的故事早就忘了，只记得读时的感觉，明澈如水，静谧如水，远比川端康成日本式的忧郁透明。
    昨天去三联书店，看到摆了七年多的沈从文别集，选了一本《抽象的抒情》。晚间无事随便翻翻，看了几篇，最好的应该算是《谈写字》。